距離茶敘還有十多分鐘，中研院研究員、博士生已陸續來到會場入口，大多數是穿T恤、Polo衫的中年男子。這是中研院院長廖俊智自6月21日、上任三個月來第六場、也是最後一場同仁茶敘。 

身穿合身西裝的廖俊智準時抵達，微笑快步跑進會場，人群彷彿紅海般自動分開，簇擁他走向講台。聽眾約有120位，夾雜兩、三張西方臉孔。廖俊智笑著問，「有人聽不懂英文嗎？」隨即切換至英語模式。 

第一張投影片，是知名兒童文學作家蘇思博士（Dr. Seuss）的書《Oh, the Places You’ll Go》段落。當廖俊智念到「You can steer yourself, any direction you choose.（你想往哪兒走，就往哪兒走）」時，停了下來，「沒錯，我們大概是台灣唯一能說這話的研究機構！」全場緊繃像根琴弦的氣氛，在笑聲中鬆了。

今年3月至6月，全國最高學術機構中研院一度淪為學術肥皂劇主角，先是前院長翁啟惠技轉爭議，後有院長選舉程序疑慮，院士隔空叫陣，「派系」「黑箱」傳聞滿天，連「重新選舉」「廢中研院」主張都出現。 

5月中，第一高票的廖俊智率先從加州傳真公開信，表示無黨無派，要求總統確認選舉程序，「外界有許多不實的傳言，於此亦特別加以澄清。」 

        週週發新聞，向大眾溝通研究成果

有人說，「善於溝通」是廖俊智獲選原因之一。他以「家中有事、回家幫忙」，說明接下中研院長的心情。立委反問，「哪個家？」他答：「廣義的家是台灣，狹義的家是中研院。」 

回台灣三個月來，他已深刻感受到，中研院像棵剛被輿論雷劈的樹，此刻最要緊的，是整合內部意見；對外，則要主動讓社會了解中研院在做些什麼、有什麼貢獻。 

他發覺台灣人重視單向表達的報告，缺乏彼此傾聽的討論，每天中午找研究員吃飯、腦力激盪；一個半小時的茶敘，他講半小時，其餘用來問答。 

去年一整年中研院只發出20多篇新聞稿，多為爭議聲明；但今年8月後，公關組從一人增至三人，週週發新聞稿，溝通研究成果。 

前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長、院士賀曾樸肯定新做法。副院長周美吟形容廖俊智「非常energetic（精力充沛）」，有時傍晚6點半還召集會議，「中研院的確該動起來了。」 

中研院在挑戰中選擇了廖俊智，而廖俊智則是決定回家接受挑戰。蘇思博士的小書，談的正是困難時抉擇的勇氣，「Your mountain is waiting. So……get on your way！（山峰正在等著你征服，起程吧！）」書中最後兩句話，是給中研院，也是給他自己的。 

廖俊智在美國留學、工作30多年後回台灣，對這個社會、對中研院有何觀察？又有哪些事情想推動？以下是專訪精華： 

        不該只用「商機」衡量研究影響力 

《遠見》問（以下簡稱問）：回台灣三個月，你最忙的是什麼？ 

廖俊智答（以下簡稱答）：3月到6月，中研院遭受很大的關注。我希望跟院內同仁溝通，「為什麼我們做這麼辛苦，別人無法了解？」 

台灣社會對研究人員比較不了解，研究人員也比較不曉得社會的期許跟規範。 

做研究不像開公司，可以每年算業績，做研究是一個長期的投資，也不見得能夠成功。如果每年算KPI，會把人眼光變小，追逐枝微末節的題目，無法激發創意和熱忱。 

社會需要了解，不是每一種人都要做同樣的事，或接受同樣的標準；每個人該有不同的標準，就像舉重選手跟籃球選手的訓練是不一樣的。 

這幾年，科學從基礎到應用的時間縮的非常短。例如生技醫藥發現一個技術，大家馬上就想像10年後會有新藥，似乎把商業化變成影響力（impact）的標準。 

但我不太贊成以「商機」來衡量研究的影響力，該用它對社會的嘉惠程度（benefit），像是「救活了多少人」「節省多少能源」「創造多少就業機會」來衡量。 

問：你長期在海外，回來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？ 

答：我回來前並沒有什麼幻想，遇到的問題大部分都在預期當中。唯一比較意外的，是會議比我想像的多一點。 

我幾乎每天都在開會，9點上班，晚上6、7點才開始批公文，7、8點下班，但東西帶回家繼續看。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開始做自己的研究。 

另一個比較意外的是，台灣社會比較不習慣討論。大家會提問，但提問是為了表達意見，不是討論。我希望有像是腦力激盪的討論，討論就算最後沒有共識，但還是可以釐清問題。 

        大考題目上報，台灣教育過於關切枝微末節 

問：中研院因為浩鼎案受到很大衝擊，至今有哪些後遺症？ 

答：當然有後遺症，大家對技轉這件事，充滿疑慮跟焦慮。從外面人看，覺得疑慮，裡面的人很焦慮，想做卻又不敢做，感覺做了會無意間觸犯什麼法條。我想社會需重新檢討，技轉的用意做什麼？研究人員如何合理從中取得一些獎勵？ 

我上任後，第一件事是打電話給中研院智財技轉小組，建議參考美國做法，所以小組就組團到美國考察幾間名校，把法規制度帶回來。 

我從報上看到，有人說台灣教授不行開公司，美國教授可以。其實美國教授也不行開公司。 

美國教授可以持有股份，當共同創辦人、當顧問，但不能在公司任職或參與經營。美國大學規定，教授每週5天可有1天到業界當顧問，這部分收入不需繳給學校，但是要揭露。 

但有兩種情形例外：一種是教授跟學校請假期間，可以去業界任職；第二種情形是，研究不那麼發達的學校，可能網開一面，讓教授去開公司。 

問：你覺得台灣的研究環境跟美國的差異在哪裡？ 

答：美國整個社會並沒有每天盯著研究員發表了多少論文，當然也是因為美國社會比台灣大好幾倍。 

我常說台灣是地方小，迴音很大，一個人講話就很吵，美國因為大，所以就發散出去，報紙上討論學界的問題其實很少。 

從好的角度來講，台灣很重視教育。我們國中、高中大考題目會上報，美國絕對不會寫哪間學校考了什麼。 

我沒想到30多年回來，報紙還在報大學入學考試作文題目是什麼，今天數學考得多難多簡單，物理化學考什麼趨勢？這個很奇怪，台灣社會對教育關切到枝微末節的地步……有些關心是好的，但有時候愛之、害之，所以不要太過關切。 

研究人員也是，不需要盯著研究人員，今天做什麼、明天做什麼，有什麼KPI、預計什麼時候成功？ 

        基礎兼顧應用，把研究做到世界最好 

問：到中研院後，最重要的事是什麼？ 

答：這要牽涉到「優先」和「緊急」。「緊急」是馬上要做的事，比如像解決智財的事，才不會有人誤踩紅線。「優先」則是很重要，但不見得很緊急，但做好以後，20年後人家會覺得中研院很棒。 

優先的事，是把中研院回歸基礎研究，但兼顧實際發展，把研究做到世界最好，且重質不重量。以基礎研究為主，就不會一直想去發表小篇論文。 

中研院有1000個研究員，有些人做應用，大部分還是做基礎，有些人兩個都會做。我跟同仁強調很多次，並非要一個人同時做基礎和應用研究，可以一段時間只做基礎研究、不管應用。

 以前想法是，基礎研究跟應用研究是完全分開的。以我來看，nothing is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（沒什麼比好的理論更實用），最基礎的東西，最容易應用；就像地基打得好，大家都搶在上面蓋房子。 

研究的「有用」，不見得是社會你我的「用」，也不見得是賺錢、變成產品的「用」，也可能是解決大家思想上的「用」，現代文明很多都建立在這種「看似無用」的事情上。 

兩、三年前，我們有個很有名的院士張益唐，在美國取得博士後，七年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去速食店打工。結果，他證明出數百年無解的數學問題，轟動全世界，大家為他鼓掌叫好。假如真正能解決學界這種公認難解的問題，也是會被肯定，但這些都需要時間。 

        人才斷層非台灣獨有，創造重視研究的環境 

問：這幾年高等教育碰到人才斷層問題，中研院是否也面臨同樣問題？ 

答：人才斷層不只是中研院問題，也是全台灣，甚至大部分已開發國家的共同問題，除了美國。因為全世界好的人才都往美國去。 

人才問題並非台灣獨有，台灣不需要過度自責，我們要看的是，如何在短期內要吸引更多人才到台灣來，中長期則要想，怎麼樣鼓勵年輕人向學。 

短期，要創造一個環境，讓全世界認為台灣是重視人才的地方。我們希望全世界了解，中研院能提供非常好的研究環境，要求成效，也信任你的能力。無論中研院或大學，都應該打造這樣的環境，而不是要人才一天到晚寫報告。 

長期，要讓年輕人覺得，念博士前途是光明的，但台灣現在沒有這樣的氛圍，「博士賣雞排」新聞多聳動，工商界也一直說學用落差。我倒覺得，學術界訓練的人才是要訓練做事、解決問題跟思考、獨立判斷的能力，而不是職前訓練。 

博士需要與人溝通，包含口語的表達或是寫論文，需要很好的寫作能力，這些都不是學士階段可以受到的訓練。但是年輕人只是看到「念這個將來找不到工作該怎麼辦」。我並不是說要重視學位，而是要明白，學習過程中所受到的訓練，比學位本身還要重要。 

中研院也遇到挖角問題，這跟台灣整體薪資結構偏低有關。但這是「重要」，而不是「緊急」，沒辦法在幾天內解決。我們餅就這麼大，寧願集中資源來找最好的人。 

文╱陳芳毓、陳信佑     2016-10-01

【本文摘自遠見雜誌10月號；更多文章請上遠見雜誌官網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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